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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气大伤

又是无法访问，又是敏感词的，整个一楼脆脆生飙绵羊音。不行，得搬家！搬哪儿去呢？

跪请各路大侠慷慨推荐，并说明推荐理由……

从博客的遭遇看来，我这个人真的不擅长跳槽。

提前两天订票，香港到东京也不过3100块，含税。可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去日本。

不过三四天的行程罢了，我怎么看怎么像到北京出一趟差，带上几条内裤就能出发。飞机真在成田机场落地，还是颇有一些小心情。要说中国人第一次到日本，没有一点复杂心情，肯定是装逼离题。

应该有好奇的崇敬：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又是一个精致的国家。当然，这种好奇和崇敬都不会有得到答案。我们破万卷书也找不到答案，走遍日本也不行。从上个世纪初到今天，都不乏中国人来日本，也不乏好奇和崇敬，甚至不乏求学的意志和执着，我们都以为，把明治维新的历史书读透了，或者和日本人在一起生活惯了，就是懂得日本，懂得日本强大和精致的秘密——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一知半解，强以为知，而在于以为这种事情是可知的，强以为可知。

江户皇宫的城墙，在拐角处不是中国城墙的垂直直线，而是一条精美的倾斜的曲线。打磨平滑、堆砌整齐、因为人类历史甚至因为地质历史而发黑的巨石，竟然像一轮新月般，优雅地挑入倒影有古树苍翠的护城河水中。这是从来不嗜风雅的乡村贵族德川家康搞的装修？还是后来明治爷的二次装修呢？

一街之隔便是银座，群楼摩天，色彩各异，因为地名的缘故，给人的的感觉中是一片银色。三岛由纪夫的《春雪》写到少男和少女到日比谷护城河边上的帝国剧场看戏……云云，我刚读完这一段，放下书本�少一踮脚的距离。至于我个人，时常嘲笑日本美学到底是师法汉唐，缺乏根基，所以格局偏小，一味追求柔美清丽，婉转圆润，精致则精致矣，终不能有舒张雄浑、收放自如的美。所以不管走到哪里，新干线、政治和洋文就罢了，若是看到汉字和书画，心里少不得跟日本人微笑两下。

有没有仇恨呢？我在东京街头问路，用汉字写“靖国神社怎么走？”小日本都热情地指路，并没有先扫我一两眼的那种警觉或犹豫。仇恨何以堪？话说回来，我本来不过是去一个国家，三四天的公差而已，却能分析出这么多复杂心情，多多少少，也有20世纪的那些纠葛爱恨在心底里作怪吧。

老大哥：

      我啥都没干，啥都没说，不就看看电影分分行嘛……。一贯忠君爱国，鼓吹犬儒，我是自己人！别删了……
      团成一团泪奔。

我从没见过哪个读过电影原著文本的人，还能给电影一个客观评价。不管他们读的是名垂千古的经典，还是形迹可疑出没于机场书店的三流小说，不管他们读这本书时是狂顶还是飘过，只要它改编到银幕上，看完了就是一通臭骂。原作品再不堪，此时也彷佛得到了“原产地保护”，成为这一轮审美的基准。

我熬夜看《香水：一个谋杀犯的故事》时，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忠实读者。这使得观影后的评论和交流颇为困难，以致于我急火攻心，染上了甲流。

故事的主线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：一个男人迷恋美女身上的气息，不惜杀了一个又一个美女，用制作香水的方法留住她们的体香。哲学家可能会说，格雷诺耶这么做，是出于对生命之有限的恐惧，他试图追求某种永恒的东西。理论上，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找出同样的动因，不管你是在面包新语买了一块蛋糕，还是和邻居的半老徐娘偷情，都是因为生命短暂，白驹过隙，让人害怕。兰亭序中说道，“呜呼，死生亦大矣，不亦痛哉！”

西湖岸边，峨嵋山中，我感叹造物神工之余，也常常琢磨：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就是美？这山水是如何错落层出，搞得人人到此销魂蚀骨欲仙欲死？是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一水中分白鹭洲，还是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？万象城里，淮海路上，看到美女令人惊艳，心里也要勾勒一番：同样是五官挂脸，四脚朝天，这位到底哪一块神骨仙肉，偏偏能挠中男人的骚心色肠？琢磨也好，勾勒也好，都是总结，归纳，内存，和格雷诺耶杀人炼香是一个企图，不同的只是程度和手段耳。格雷诺耶他，太认真。

如果格雷诺耶不杀人，他或许能成旷世之才，一代巨贾。他的天赋和技艺之高，甚至足以让香水制作这种手工以艺术之名名扬四海，名垂后世。格雷诺耶太认真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美主义者——等等，别以为我是在夸他。唯美主义者，这种人十分十分危险，如果他不把自己的人生使命局限在纯艺术的范畴，那就要危害人间，甚至恶贯满盈了。

德国哲学家布洛赫说，恶的真正诱人之处，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，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现象。从最广义的审美来看，那些坚持生意就是生意信条的商人，以及认为战争就是战争的政治家（以及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），都是处在价值真空中的审美化的文人（布洛赫把尼禄和希特勒都归为这类人）。在都为自己体系的自恰性而着迷这一点上，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。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杀人者，是因为他们准备为了这种自恰性、这种优美的一致性而牺牲任何东西。

格雷诺耶来到他出生的烂鱼档口附近，往身上泼了一小瓶香水，被美女体香迷得五迷三道的劣等公民（呃，对不起，我是说所有公民都是劣等公民）拥上来，将他肢解分食了。不知道希特勒自杀前叮嘱下人泼汽油烧他自己尸首时，心中感受到的是不是同样疯狂的完美？

比起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，而是将自己内脏掏空摆一空壳在祭坛上发霉的那种人，格雷诺耶和希特勒确实更完美一些。

说到唯美主义者，不要忘了我们身边这位：以独裁者风格闻名于世的企业家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。您一定知道，市面上的标准音频头都插不进iphone的耳机洞。还有，想把苹果电脑链接到投影？这不仅需要额外的硬件，还得叫来IT部的工程师帮忙才行。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，这家公司的顾客用自己血汗钱合法购买来的产品，竟不能在自己国家正常实用——仅仅因为顾客在别的国家合法购买了产品！乔布斯和他的苹果公司不懂得尊重顾客，不明白顾客付对价之时即是拥有物权之时并获得法律保护，更不在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的时代。总而言之，怎么别扭怎么来，怎么反人性怎么来。可这家公司凭什么？答案：因为产品唯美的自恰性、优美的一致性，让我们大众彻底拜服，甘心为奴。我们不过是在格雷诺耶女体香水蛊惑下神魂颠倒、山呼万岁、交出灵魂，最终以集体赤裸交合的狂欢完成拜物教立教大典的愚民。不过，民主社会竟能催生这样一家反人性的怪物公司，确实也证明了民主制度的没谱和可笑。

我投微软、诺基亚和IBM一票，投它们的不美、实用和大众化。

喏，格雷诺耶就是我们——前前后后、大大小小的希特勒，不是吗？还好我们不会太认真，在西湖边暖两斤黄酒，在美女身后骂两声骚货就罢，斗鸡走狗过一生，最造福人类。

我还是觉得这是近年不多得的电影佳作。

artist: forseti
album: windzeit
song: black jena

严肃音乐的新宠朗朗每来深圳演出，都选在几万人的大体育场，流行音乐的旧爱汪峰却偏偏要在音乐厅里献唱，这并不表明严肃音乐的群众基础很好，也不证明流行音乐就已经登堂入室，说来只不过是缺什么补什么，或者所谓的跨界、跨类，大概如此。

纯属意外，从好心人那里拿到汪峰演唱会的票，位置还很顶级。我想当然听这种演唱会的人以中年男居多，可汪峰出场时，全场起立山呼他芳名，还是吓了我一大跳。

大家高举双手，尽力向上向外分开，是拥抱太阳的姿势。汪峰也配合地举起双臂，但却是略带随意的，不向外分开，而是与肩垂直，稍稍向前倾，是先知和布道者的姿势。

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世界流行音乐是英文本位的体系？答案：因为英国和美国。

为什么是英国和美国？因为这两个国家政治清明，大行民主。

为什么政治制度好的国家流行音乐就发达？看似牵强的问题，答案还比较靠谱：因为个人崇拜是深植于每个人内心的劣根，早已成为人的本能，成为人类群体澎湃的需要。而个人崇拜又实在太危险了，所以聪明人要把它排除出政治领域以外。聪明人知道，堵是堵不住的，只能疏通排除，向哪里疏？当然是向吹拉弹唱舞文弄墨的文艺领域——这还不够，还要把文艺领域娱乐化，才一妥百妥。

还有什么，比把一头危险至极的动物娱乐化更聪明的主意？狮子很凶吧？送马戏团。“年”很凶吧？烧鞭炮逗它玩儿。

音乐厅、体育场里尽可以山呼万岁，五体投地，掏心掏肺，欲仙欲死，爱怎么闹怎么闹，害人不深。只要这玩意儿、这阵仗进不到政治领域，就天下太平。

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中国的娱乐业现阶段还发展不起来。

汪峰和崔健一样，尽量避免唱早年的歌曲。崔健最讨厌观众高喊“一无所有”，他觉得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太简单，有时幼稚。我也觉得老崔玩音乐是越老功夫越深，至于他扮嫩高喊摇滚精神，蹦蹦跳跳，确实勉为其难为老不尊。我还觉得，鲍家街43号的第一张专辑无疑是汪峰音乐生涯中（至今）远远耸立的高峰，是中国流行音乐史要浓墨重彩书写的杰作，为什么他那么回避？

我猜其一，他觉得现在这样才是他的音乐方向。其二，他愿意迎合自己改变乐风之后的这批听众。这其一其二啊，照我看来，都是一回事儿。其三，早期的许多歌儿版权归鲍家街一帮同学，要分红的。

听众一直高喊“晚安北京”，他最后唱了“北京北京”。他说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……，现在他也过得很好，云云，台下有人喊出龙隆的名字，这误会就大了。

十五年前的汪峰鲜衣怒马才华横溢，如今他坐在台上，与白岩松周笔畅并称黑框三杰，假装不插电，牛仔裤勒紧私处，玩弄深沉，活脱脱一个学院作协里的中年知识分子。我还记得第一张专辑出来后，《音像世界》的乐评盛赞之余大概说了一句，汪峰唱一种歌就是一种嗓子，还没找准自己的风格音色。十五年过去，汪峰找准自己的风格了。他的学院派功底，足够轻轻松松把每一首歌都做得张力十足，充满甜美的紧张感。歌曲定位在卡拉OK麦霸级人物用尽力气历尽艰难勉强可以够得着的高音部分，松松紧紧张驰得法的节奏营造出一种辽远的音场，最适合他震干飙，激发都市里荷尔蒙泌而过多，多而流淌，流而渐逝的中青年人群最最最丰满的那部分情绪——再加上以“错生、天真、理想化、挫折感”为主题的男性怨妇式歌词……，他，把人们搞G突了。

《十月围城》的导演是陈德森，陈可辛挂名监制，我不懂电影——这算不算陈可辛的作品？如果算，陈大导十多年来还真是一蟹不如一蟹，堕落的速度不比张大导慢。

陈少白说，“我们这一代要牺牲是为换来重光那一代的幸福”，最后年轻人都死了，老的倒还活着。阿纯问阿四：你知道你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么？阿四摇头，报以天真的一笑。有人认为类似这样的镜头反应了这部电影对革命的反思，果真如此，也只能是仅有的一点点反思了。 

最让我寒毛倒竖的是电影里的人经常把四万万同胞挂在嘴边，“孙先生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，是我们的未来。”“这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是四万万同胞的希望。”类似的话说到今天，成了十三万万，人口多了两倍有余，愚昧还是一样的愚昧。或许是个嘲讽罢，四在现代汉语里不是个吉利数字，十三在基督教世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陈少白反驳鼓吹君权神授的阎孝国：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奴才，有人生来就是主人，还自命为天子。陈社长竟然没想过，为什么有人生来就只能寄希望于别人，而有人生来就是别人的希望？还自命是四万万人的希望！

孙大炮说：十年以前，一个学生在这里提问：何为革命？我告诉他，革命，就是要让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，不啼饥，不号寒。十年过去了，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，我从他乡漂泊重临，革命两次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，如果再道何为革命，我会说：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。这痛苦，就叫作革命。

“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。这痛苦，就叫作革命”？——革命是什么？革命是欲求幸福，不得不经痛苦，与文明绝无关系。至于所求是谁的幸福，所经又是谁的痛苦，哪里说得清楚？唯一说得清楚的是，经痛苦的大多求不到幸福，求得幸福的那些极少要经痛苦。而大玩概念的偷梁换柱，蒙蔽世人，革命者何等厚颜无耻至此，领袖者何等厚颜无耻至此。

让四万万同胞有恒业？谁有恒业？李玉堂有，孙大炮没有，孙大炮害死李玉堂的儿子，断了人家恒业。乖乖，孙大炮专干毁人恒业的坏事，却打出让四万万同胞有恒业的招牌——事实上，孙大炮革命以后半个多世纪，中国有恒业者未见更多，啼饥号寒死于非命之多却是前世所未有，至于这半个多世纪里专制之烈，又让慈禧老佛爷只能瞠乎其后甘拜下风了。孙大炮说他的同志相继牺牲，革命于他而言不可同日而语。噫，我说同志，可同志不可同日啊，你们是牺牲了，孙大炮却日上了GUO母（敏感词）……

电影如何描摹孙大炮的形象和语言，本来只是艺术刻画，不足以当做导演自己的观点，成为骂柄。问题是，如果这部电影不是建立在肯定革命、漠视个体的意志基础之上，那它的结构松散和线索紊乱就达到惊人的程度了——我还是不愿意拿这么大的恶意来揣测导演的。片末孙大炮的眼泪和辛亥革命成功的辉煌铜管色，也明确了导演的价值取向——这短短几十秒钟是在重申电影的主题，这主题便是从孙大炮嘴里说出的那句话：这痛苦，就叫作革命。

如前所述，如果本片有什么反思，就只局限在痛苦这一点上。至于“这痛苦，就叫作革命”这样的句式，以我的语言常识来理解，显然首先是一个讴歌句式。

这便是导演的“革命的痛苦美学”罢。至于多处前言不搭后语的台词，生硬的剧情场面，扭曲的人物性格发展，就不多说了。《投名状》为惨烈的打斗场面所累，好歹还有个好本子，底子是不错的。《十月围城》值得一赞的，就只剩下无欢同学突飞猛进的演技。